嘉陵江纵队北撤甘肃中站区怎么乘坐美利坚联邦合众国军舰,第三十章在军调部的七百天

东江纵队北撤山东解放区为何乘坐美国军舰?

  对于中原军区部队的困境,叶剑英忧心如焚。2月中旬,他就如何解决中原军区部队的粮食供应问题,向军调部提出两项紧急措施:第一,准许中原军区部队主力根据联合命令第二条规定,移驻于平汉路西产粮区,以便就地解决粮食困难;第二,如上述措施难以实现,中原军区部队则转移到皖东、苏北地区,靠近新四军军部,以便于将来进行整编。国民党和美国方面的代表对此却不同意。3月初,叶剑英随军事三人小组到武汉视察,又提出中原军区部队易地就食的问题,国民党政府代表仍表示拒绝。

 东江纵队在抗战八年中,先后建立了人口约450万以上、总面积约6万多平方公里的解放区。日本投降前后,延安与东江纵队失去了电讯联络。“东纵”在华南国民党统治区处境极其艰难;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十分关注这支部队的命运。1945年在重庆谈判达成《双十协定》时,为了让蒋介石接受和平建国的方针,中共作了一些让步,同意将中共领导的广东武装部队撤退到华北或华东解放区。“东纵”北撤,是马歇尔将军使华调处国共冲突的一项重要成果。图5为军调部三方领导人马歇尔、张治中及周恩来的合影。数年后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搞反共,马歇尔调处行动在国会横遭“通共”质疑(见图6),被列入麦卡锡的“通共”大名单里。
  “东纵”北撤来之不易!国共停战令颁布之后,国民党当局公然以“剿匪”为名,疯狂向东江纵队进攻。军调部中共方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极为操心。在军调部会议上,中共多次提出,应迅速派执行小组到广东调处。国民党方极力反对,声称广东地区根本没有中共部队,没有必要往那里派执行小组。叶剑英摆事实,说“东纵”在香港沦陷之后,援助我不少港九同胞及英军战俘脱险,抢救逃难至香港的著名文化人,救助过跳伞的美国飞行员,还支援了盟军的情报工作。在证据面前,美方罗伯逊上校和马歇尔将军均表示赞成;这样,国民党委员迫不得已同意往广东派出执行小组,称为第八执行小组。美方代表是米勒上校,国民党方是黄维勤少校,中共方就是方方少将(见图7)。方方仓促受命上任,行前叶剑英叮嘱说:“延安与‘东纵’有半年多失去电讯联系,中央很关心,你到了广州,无论如何要想方设法与地方党组织联系上。我们要把东江纵队保存下来,撤到北方。”第八执行小组从北平飞抵广州,新任军委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特意“招待”执行小组住到沙面岛的洋楼(现胜利宾馆),环境优雅而舒适,训令“养尊处优,好好保护”。住这里,如果要离开岛屿必须经过仅有的两三座桥,方方知道自己被监视起来了。
  张发奎是北伐、抗战名将,虽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对经营广东却很有自己打算。他在大革命时代跟共产党打过交道,叶剑英、叶挺都在他当军长的第四军任过职。有了东江纵队等几支中共部队在广东活跃,他在广州的日子就过得不会安宁。因此,他将东江纵队等中共部队视为心头之患,决心加以消灭。蒋介石也亲自给他下了密令,要他消灭中共在华南的这支游击纵队。张发奎老谋深算地玩起两面手法,表面上宴请周旋唱起和平调子,实则加紧调兵遣将,想趁执行小组与东江纵队尚未接上头的时候就歼灭他们。在沙面举行执行小组会议,国民党代表黄维勤少校与张发奎同一个腔调:“经政府方面多方了解,广东地区确实不存在中共部队,有的只是一些流散土匪而已。”方方坚决反驳,历举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等抗日事实。双方针锋相对。美方代表米勒上校则端坐一旁。方方来不及物色自己的英文译员,没法与米勒交流。米勒态度模棱两可,说等待你们双方争吵的结果:要是广东有共军,我们就往下讨论调处事宜;要是广东没有共军,我们就返回北平复命。
  当时,东江纵队处境极为困难,纵队政委尹林平(见图9)离开部队到香港打电报给周恩来,忧虑中的周恩来接到电报才放下心来,及时回电给予秘密指示。通过民主人士同盟会老人李章达(见图10)联系及安排,在李的家宅里,方方与地下党派来的黄秋耘(见图11)接头建立了秘密联系。李章达因此一功,在解放后曾出任广东省副省长(见图12)。
  由于周恩来过问,马歇尔出面,北平军调执行部终于派出美军运输机将中共电报人员送往广州。中方代表的电台投入使用后,方方与北平、重庆甚至延安的电报联系渠道终于建立起来了。“东纵”也从香港给方方派来了英语翻译,从此,方方与美方米勒上校有了充分的交流与沟通。方方向米勒详细介绍了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江纵队在极其艰苦与危险的情况下,抢救在香港滞留的国际友人、与英军服务团和美军第14航空队合作,是有成绩的。期间米勒也曾到过香港,从港英当局方面验证了方方讲的事实。为此,米勒在致张发奎的备忘录及向北平军调部美方反映的情况中,都公允地提及此事。经张治中给蒋介石做工作,不能因小失大,广东中共游击队走了,于我有利。蒋介石勉强同意了。经军调部督促,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张发奎只好于2月15日通知执行小组:“奉命同意”执行小组去大鹏半岛“视察”。但是,张发奎仍操纵惠州驻军第63军以“不能保证安全”给以阻挠。第8执行小组在惠州碰了钉子!
  困局中,周恩来电令尹林平从香港秘密飞来重庆汇报。周恩来听了汇报,写出中共方面关于广东问题的具体提案,作进一步谈判。1946年3月11日和18日,由周恩来安排,尹林平以华南游击队代表身分两次在曾家岩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用铁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关于“广东无共军”的无耻谣言,并介绍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广东当局在东江打内战的情形。尹林平在介绍中,出示了被抢救的英军赖特上校等一批国际友人的照片及感谢信,一份被抢救美军飞行员名单,上面列出飞行员所属部队、获营救时间等,附有照片及感谢信;这使得记者招待会开得精彩、生动,在重庆产生了很强烈的影响。马歇尔将军派柯艾上校拿着尹林平提供的“东纵”营救美军飞行员名单,驱车到上清寺的驻论文联盟Www.LWlm.com华美军总部(现属重庆六中)进行验证并得到了确认。这份名单包括:
  克尔中尉(Lt. Donald W.
Kerr),中美联合空军第32战斗大队第3中队,1944年2月10日,袭击香港启德机场时,中弹着火跳伞获救;沙克上士(Slsgt.
Rolerld. shoak. )身份铜牌号1804682,射击手;勒夫哥中尉(Lt. Willian
Lefkoe)身份铜牌号0741846,驾驶员兼掷弹员;拉乌日尔中尉(Lt. G.
Laveerl)身份铜牌号073509,驾驶员;康利上士(Slsgt. D.
Conleg)身份铜牌号84402807,炮手;艾利斯上士(Slsgt. H.
Ellis)身份铜牌号(缺)。此5人属驻桂林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第117号轰炸机机组人员,1944年5月26日在袭击拜亚士湾日军运输舰时被击落,被“东纵”救助后送往桂林。
  另有伊根中尉(Lt. J.
Egan),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飞行员、克利汉少尉(Znd. Lt. N. J.
Crehan),美海军第三舰队飞行员。此二人在驾飞机袭击香港、九龙军事目标时被击落,获救后又遇日军疯狂扫荡,得到“东纵”保护在游击区生活了近两个月。
  中外记者会后,经两天会谈,三方取得一致。会谈中,周恩来亲自修改、审定了关于广东问题的备忘录,文件中详细说明了东江纵队撤离广东的人数、出发港口、后勤以及美军提供军舰运送等问题,三人小组又从重庆往广州加派一个由廖承志、尹林平为中方代表的特别执行小组,国民党代表皮中阚上校,美方代表是柯艾上校。由北平、重庆都派出三人小组到同一地点来调处国共冲突问题,这在军调执行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派往全国各地包括东北地区总共36个执行小组,只有广州是双重小组。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发奎再也不能回避,只好跟两个三人执行小组一起直接谈判。“东纵”司令员曾生将军也得以到广州参加谈判。曾将军是香港人,在南洋谋生过,他操流利英语直接向柯艾与米勒两上校介绍当年“东纵”营救美军飞行员的生动情节与细节,打动了两个美军上校。柯艾对米勒说:“营救过多个美军飞行员的部队,怎么能让它消失呢?”至此,美国方面对“东纵”北撤问题的态度完全明朗化了,谈判有了突破。
  4月2日,东江纵队北撤协议终于在广州沙面达成,规定由美方派出三艘军舰将“东纵”主力运到山东中共根据地。
  东江纵队北撤各部队在限定登舰日期前两天即6月23日之前,先后到达葵涌;三方代表组成的第八执行小组也在此前到达,以监护“东纵”北撤主力部队登船。岂料这时竟半途骤然生出大波折!美方突然电报:因途中遭台风袭击,三艘登陆舰将延误到达。这就使高度密集在葵涌的东江纵队主力,一下子处于紧急危险状态之中!背面是大海,三面是国民党军队。长期潜伏在张发奎司令部的中共秘密党员杨应彬、左洪涛(见图14),紧急关头送出火急情报:广州行营密令其参谋处抓紧绘制包围进攻王母圩、葵涌的路线图,其参谋长得意地说:“中国有两句成语,一是‘瓮中捉鳖’,一是‘一网打尽’,都将在这次应了!”
  方方、曾生获情报,立即采取应急措施。一方面立即电告周恩来、叶剑英,向三人军事小组与军调部及时揭露国民党阴谋,并争取国内外舆论予以谴责。曾生、尹林平指挥部队作了最坏应对打算,在大鹏半岛作应战准备,占领各高点,构筑工事,布置情报网,设置地雷区,并与港英当局取得联系,英方承诺可以从海上掩护“东纵”向香港新界撤退。
  米勒上校处事还比较公允,也担心如果真发生类似新四军“皖南事变”的悲剧,他作为执行小组的召集人也脱不了责任,于是同意以第八执行小组的名义向广州行营发出急电,要求张发奎在美国舰船尚未到达大鹏湾的等候期间,等船的中共广东武装人员之安全应予以确实保证:在未接到第八执行小组关于中共武装人员已经登船启航的通知之前,政府军不得越过已经商定的军事分界线。米勒上校及时使用电台与前来执行任务的美舰联络。国民党当局惧于各方压力,最后还是没敢实行“瓮中捉鳖”计划。
  6月29日中午时分,大鹏湾海面上终于出现三艘美军登陆舰。曾生将望远镜递给方方,方方又转递给米勒,让米勒先看。米勒在望远镜光圈里看到了舰上的星条旗,悬着的心落下来了,高兴地大喊:“Ok!Ok!Active!(好!好!来了!)”
  如今,当地在“东纵”北撤旧址建立了“‘东纵’北撤公园”,有“东纵”北撤纪念亭、登舰处等旅游热点景观(见图15、16)。笔者曾随游人到此参观海,回顾历史,心如潮涌!

  因此,要实现集宁的停战,双方军队均撤出集宁一日行程(60华里),划集宁为中立县城。但是,郑介民仍坚持要解放区军队单方面撤退。叶剑英则严词拒绝。事情就这样僵持着。到了1月17日,叶剑英得到解放区军队在18日前有把握夺回集宁的情报,于是,表示同意国、美方面关于派执行小组去集宁的提议。1月18日上午11时,当由国民党、美国和中共代表组成的执行小组乘飞机在集宁降落时,集宁已无战事。小组代表们看到的情景是:共产党军队驻防在这座县城,社会平静,秩序良好。小组的美方代表耸了耸肩,摊开双手,无话可说。国民党代表虽然窝着一肚子火,但也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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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时剑英和军调部中共方面人员不屈不挠的斗争,国民党政府和美方代表被迫同意:在2月15日前(军调部第十一号公报发出时间),中共方面在铁路、邮政所委派的人员继续留任,以后委派需经再度讨论。这样,挫败了国民党妄图插手解放区铁路和邮政管理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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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调部三委员就三方递交的备忘录举行会谈,最后确定成立第25特别小组进行调查。其任务是调查谁先发动进攻,以及冲突部队的番号及其主使者。

  第25小组的活动一开始,就围绕着调查程序和小组主席问题争论不休。

  叶剑英与国、美代表就停战原则达成的第一项协议,是1月15日发布的第一号公告并附“和字”第一号命令。第一号公告宣告:军调部将于1月16日派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飞机往绥远、山东、河北各省的14个城市、村庄,散发1月10日的停战令。“和字”一号命令的内容为具体调处河北省永丰县境内国共军队的军事冲突。命令要求双方即刻停止冲突,各留在原地,停止敌对状态,恢复城内外交通,并允许粮食、商品出入。总的看来,三委员对这一协议达成得比较顺利。而争论激烈、斗争复杂的是军调部“和字”第二号命令、关于修订“和字”第二号命令的电报、“和字”第六号命令等协议。

  自此以后,在停战问题的谈判上,中共方面便完全转入主动,国民党方面在政治上完全处于被动。

  中原地区的军事冲突,是叶剑英通过军调部迫切需要解决的又一突出问题。停战令公布后,中原军区部队为执行停战协议,从桐柏山区转移到了鄂豫交界的罗山、光山等地区。然而,国民党方面一再违反停战协议,先后调集11个军26个师共30余万人的兵力,将中原军区部队重重包围,妄图予以“围歼”。

  经过叶剑英一再争取,国民党和美国代表才同意组成由中共代表薛子正、国民党代表邓为仁和美方代表福特组成的汉口第九执行小组。1946年1月下旬,小组奔赴河南罗山、应山视察,并会同当地国共双方驻军代表——中共代表王震、国民党代表宋瑞珂,签定了《罗山协定》与《应山协议》。两个协议中规定,双方部队在国共问题未解决之前,均停驻于现地,不得向对方进攻。可是,国民党军队不仅不执行协议规定的停战条款,还变本加厉地向中原军区部队发动进攻,占领解放区村镇1000余处。他们还派遣特务到中原军区部队驻地造谣,放毒,暗杀,并实行经济封锁,妄图“困死饿毙”解放区军民。

  执行小组到达广州的次日,广东国民党军方就发表谈话,拒绝承认中共领导的华南抗日游击队,污蔑游击队为“土匪”。对于国民党当局颠倒黑白的谎言,小组中共代表方方理直气壮地进行了驳斥。在北平军调部,叶剑英一次次地揭露广东军事当局进攻东江解放区的罪行,要求军调部立即发电制止,并令广东执行小组到现场监督停战。

  经过一系列磋商,7个交通小组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先后签定了一些地区性的临时协定。按照协议规定,解放区军民积极开展铁路修复工作。他们在技术、器材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动员一切人力,不分昼夜,不避风雪,抢修铁路、桥梁,主动平毁在解放区交通线上的堡垒、壕沟和工事。在短短的20多天内,津浦、胶济、陇海、平绥等铁路的干线和支线,就有851公里通车,其余也在修复中。

  七安平事件

  一停战令颁发前后

  “安平事件”迅速引起了中外舆论和各方人士的关注。

  军调部建立不几天,叶剑英即将中原地区的严重局势提到了国民党和美国代表面前,要求立即派出执行小组去监督停战。而国民党代表却借故拖延。

  同时,叶剑英还提出,要充分利用建立军调部协议中“三委员各有否决权,一切事宜均须经三人一致通过”的规定,来对付国、美方面的勾结,遇到国、美双方联合对付我们的时候,我们即可使用否决权,使他们的阴谋无法得逞。

  早在1945年8月至10月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时,恢复交通就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中共代表提出:恢复交通必须以全面停止内战为前提,必须停止国民党部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和侵占。国民党代表不同意中共方面意见,并以“遣返日俘”和“恢复经济建设”为名,要求解放区军队让出铁路线。

  此时,蒋介石正积极调兵遣将,部署全面内战,急需靠铁路运兵。郑介民根据蒋介石的旨意,极力主张先讨论恢复铁路交通,其他问题暂时放后。

  其二,关于东江纵队撤退费用借款问题。中共代表计算需要法币①9.8亿元,国民党代表提出为2.73亿元,因数目相差较大,无法取得协议。在三委员会上,美方代表提出一个3.326亿元的折衷方案,征求双方代表意见。双方代表对此仍存在分歧。后经军事三人小组商定,由广东当局垫忖粮款3.7亿余元。与此同时,叶剑英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在军调部又设法筹集了一部分经费,派人送给东江纵队。此后,东江纵队按指定地点集中,除复员1700名战士外,留下2500人,由曾生司令员率领,于6月29日开赴大鹏湾。傍晚,北撤部队登上军调部派来的美军的五八五号、五八九号、一○二六号三艘军舰,
30日8时启航,7月5日,安全抵达山东解放区烟台市。至此,叶剑英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军调部作为履行停战协定的机构,首要任务是实行军事调处。主要方法,是遵循1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停战令,通过三方会谈,商订出关于停战原则的协议,予以发布,国共双方共同执行、遵守。对于发生冲突的地区,则派遣由三方代表组成的执行小组或交通小组,到实地调查双方争端的真相,就地解决各种问题,制定地区性的协定,使双方部队共同遵守,保证实现停战。执行小组不能解决的问题,呈报军调部处理。军调部不能解决的问题,上报军事三人小组议决。

  饶伯森,
1894年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青年时期曾专攻银行学、经济学及商法。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入美国航空学校受训,为驱逐机驾驶员。1922年任银行及信托公司经理、交易所长等职。1942年脱离企业界,步入政界,担任美国政府租借法案对奥执行处处长,后入国务院研究中国问题。1945年4月,随美国国务卿参加旧金山会议,与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商讨中国问题。同年5月来华,任美国驻华大使馆经济事务参赞、代办。

  四执行小组的使命

  由于双方立尝主张尖锐对立,虽经多次会谈,均未达成协议。随着停战令的颁发,恢复交通的问题随即提上了军事调处的重要日程。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随着战火的蔓延,军调部的斗争更趋激烈。1946年7月29日,在位于河北省香河县平津公路线上的安平镇,发生了一起美蒋军队联合进攻中共军队的严重事件。

  军调部刚开展工作不几天,叶剑英就同国、美代表开始了关于停止国共双方军事冲突的具体原则的谈判。国、美代表的主张是,停战以后双方部队必须实行隔离,才能防止冲突再起,而隔离则以城市为基准,占城者不动,城外者撤退一日行程(60里)。叶剑英则提出,停战以后主要是恢复1月13日24时的位置,谁非法侵占则由谁退出,被侵占者回到原来位置,双方均复位,冲突自无。这个争执由美方折衷后,把两方意见都容纳进去,拟定了“和字”第二号命令,三委员于1月20日签署后予以发布。这一协议从表面上看双方互有让步,双方意见均有采纳,似是公平合理,其实对中共方面不利。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国共两党之间的停战协议,以30万大军向中原军区部队发动进攻。以此为起点,相继在晋南、苏北、鲁西南、胶东、冀东、绥东、察南、热河、辽南等地,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发动了全面内战。在此危急形势下,中原军区部队顽强反击,分几路主动向预定地区进行战略转移,经过多次激战,于7月底以前分别到达华中解放区和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地区,建立了陕南、鄂西游击根据地。

  调处各地军事冲突,主要是通过向冲突地区派遣执行小组的方式来进行。执行小组是军调部领导下的基层组织。1946年1月15日军调部三委员经过协商,确定其任务是执行军调部的协议,对国共双方军队执行停战令和军调部协议的情况实行监督。

  机构刚刚建立,叶剑英就紧张地投入了新的斗争。从他2月9日写给在军委总参谋部工作的戴镜元的信中,可以看出他的境遇和心绪。信中写道:“我刚到渝不久又飞平,现处在和美国人、国民党人三方合作、三角斗争中,这是新学校、新课程,做错了不少,也学得不少。”“我还好,只是把我忙①叶剑英办公室张廷栋等提供的档案资料。

  这就是叶剑英即将在谈判桌上面临的对手,一个是国民党的政客兼特务头子,一个是美国政府的所谓“中国通”。

  战阴谋和军事进攻罪行,保护革命力量,为实现国内和平而努力。这样看来,即将开始的军事调处将是一场充满各种矛盾的极其复杂、尖锐的斗争。

  那时黄华做我的翻译。当时我想,刚一开始就闹僵了不好。于是我采取灵活的办法,在协议上签了字。协议公布以后,很快发现问题比较大。我立即给我方各战略区部队打电报,告诉他们,在执行中要坚持有理有利的原则。我一连发了几个电报给部队。后来中央领导对这个事情也有批评。六号命令发布以后,中央领导又来电报,给予了表扬。那时,我们同美国人和国民党代表一起谈判,一开始确实缺乏经验埃”①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4月15日。

  在半年多的会谈斗争中,军调部先后向各地派出29个执行小组,7个交通小组。这些小组,是由三方协议派遣的。尽管国民党方面有美国代表的帮助和支持,但是,由于叶剑英和中共方面人员针锋相对的斗争,结果,双方提议派遣成功的停战小组的数目大体相等。①军调部的第一个执行小组,是派往绥远(今属内蒙古)集宁地区的。停战令发布时,集宁县城在解放区军队手中。国民党方面为了抢夺战略据点,于停战令生效后的1月14日凌晨2时,向解放区军队驻守的集宁县城发动进攻,并于上午11时占领了该城。解放区军队调整部署,包围了该城,同国民党军展开了争夺战。郑介民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提议军调部派一执行小组去集宁,监督停战。叶剑英根据集宁前线发来的情报,严正指出,集宁在1月13日前,为解放区军队驻守,国民党军队进占,违犯了停战令,必须立即退出。郑介民狡辩说,1月13日24时停战令生效时,国民党军队就在集宁城内。他反诬共产党军队挑起冲突,向集宁城的国民党军队进攻。美方委员饶伯森见双方争执不休,遂以“中间人”的身份予以调解。他判定,1月13日24时国共双方军队均在集宁城内。

  抗战胜利以后,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休养生息,以恢复战争创伤。8月1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指出,国民党正准备抢夺抗日胜利果实,中共应准备对付内战,同时,将依据国内外形势,恢复与国民党的和平谈判,以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蒋介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玩弄反革命两面手法,一面准备发动内战,一面侈谈国内和平,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地采取了革命的两手:一方面积极准备对付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另一方面决定同蒋谈判,争取国内和平。经过43天的国共重庆谈判,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双十协定”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尽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停止国共两党军事冲突,各党派在一起共商国是。1945年11月,美国统治集团企图运用政治的手段,帮助蒋介石建立一个统一的、亲美的政府,以实现其“不战而控制全中国”的目的。美国派遣马歇尔以总统特使的身份,于12月15日启程来华。12月16日,担任军委副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作为中国共产党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之一,在周恩来率领下,从延安飞抵重庆,并与国民党代表就停止国共军事冲突问题进行谈判。12月23日,叶剑英与周恩来拜会了马歇尔。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初步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0日,国共双方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并颁发了停战令。为了贯彻实施停战令,双方决定建立一个军事调处机构,并签署了《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按照协议规定: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设委员三人,其中一人代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政府。

  然而,美国海军陆战队不守信义,屡次向解放区军队挑衅。为此,叶剑英曾多次以备忘录形式,向美方委员饶伯森提出抗议。

  小组代表出发之前,叶剑英主持召开了中共代表团党组会议,研究斗争策略。他在会上指出,“安平事件”同以往冲突事件的性质不同。它表明美军参加了中国的内战,侵犯了中国主权。小组会谈开始,应反对美方继续担任主席;小组的一切活动,应先确定调查程序,谁不按程序办事,谁就要负破坏调查工作的责任。

  五东江纵队撤退与中原军区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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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和字”第二号命令修正案发布前后,叶剑英向各执行小组中共方面代表发电指出,坚持恢复1月13日位置是实施停战的基本原则,必须切实监督执行,反对强调隔离部队而取消原来目的,对各地蒋军拒不执行者必须严肃处理。与此同时,叶剑英同饶伯森单独进行多次谈话,说明中共方面对恢复1月13日位置有最大诚意,只要蒋军肯撤出非法占领地区,解放区军队1月13日以后占领的地方均可全部退出。中共方面并拟出解决这一问题的草案事先交美方考虑。美方这时正为战斗序列问题未达成协议而焦虑,便借机提出,在此命令草案中加入战斗序列的内容,要双方指挥官召开会议,在小组监督协助之下,提出双方战斗序列,以便具体商讨1月13日位置问题。这显然是一种交换条件。时剑英权衡利弊,认为利大于弊,于是表示同意。随后经反复讨论,于3月22日签订了“和字”第六号命令。这一命令的主要内容是:为彻底停止冲突起见,政府及中共军队必须停驻于1946年1月13日下午12时整所在之位置,任何部队曾越过上述位置者,应立即退回。任何指挥官如不遵令撤退至1月13日下午12时之位置或双方同意之改正位置,将以违反停战令论罪。

  东江纵队撤退的协议达成以后,广东小组就实现这些协议的具体内容,继续进行商谈。至4月下旬,大多数问题都已得到解决,但有两个问题在广东小组和军调部本部又进行了反复磋商,才达成协议。

  叶剑英在军调部领导中共方面人员,还就全国其他地区军事冲突的调处问题,同国民党和美国方面代表进行了反复的谈判和斗争。其中主要有:东北地区,华北的河北、山西、绥远等省的部分地区,中原的新乡、安阳等地、华东的山东、江苏省的部分地区,等等。通过斗争,在一段时间内阻止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赢得了应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时间,捍卫了革命利益。

  由于国、美代表对这些问题持不公平态度,致使小组先后举行11次会议,均未得到任何结果。

  在紧张激烈地进行停止军事冲突问题谈判的同时,叶剑英还同国民党和美国方面的代表,进行了关于恢复交通问题的谈判。

  5月24日,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人小组电令北平军调部三方各增设一副委员,并明确副委员可全权代理委员离职时之职务。据此,美方的吉伦、国方的蔡文治、中共方面的饶漱石分别出任副委员。参加军调部三方的工作人员,亦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规定数额。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军调部人数最多时达9000余人(中共方面仅600余人)。这是一个相当庞大、复杂而又特别的机构。中共方面先后参加军调部工作的主要负责人,除委员、参谋长、秘书长、顾问之外,还有:执行处长宋时轮,交通处长耿飚,整军处长陈士榘,新闻处长黄华,秘书处长冯铉,行政处长伍云甫。东北执行分部中共方面负责人为饶漱石、李立三、伍修权。还有薛子正、张经武、荣高棠、赖祖烈、黄逸峰、柯柏年、黄镇等,也先后担任过一些部门中共方面的领导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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