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利皇宫app军事上的大让步,毛泽东与蒋介石

“军事上的大让步”之真相1

  毛泽东毕竟是农民的儿子,他熟悉农民,热心于农民运动。他在担任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之后,又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军事上的大让步”之说
  1926年3月,在蒋介石同国民党右派的共同策划下,一场针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事变在广州爆发。
  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城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通知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称奉蒋(介石)校长的命令,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否认有过调舰命令。此时广州城内谣言四起,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要劫持蒋介石。
  3月20日,蒋介石突然宣布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并派兵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这就是“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周恩来正在广州,是亲历者之一。他在1943年春的报告中称,中共中央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是向蒋介石所作的“军事上的大让步”。他说:
  ……3月20日事变,则完全是蒋介石制造的。2月5日,蒋介石把王懋功赶走,向汪精卫做了第一次示威。打电报要我回广州。我因为看到他与右派来往密切,并且察觉他的神色不对,报告了张太雷同志。当时的苏联顾问不重视这事,把一个大问题当做小问题,儿戏对之。陈延年同志因3月20日前一二天从上海才回到广州,方针上也掌握得不大稳。
  ……蒋介石在右派的支持下,乘机发动了3月20日事变。……这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石不满,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如果这时党中央的政策是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毫无问题,事情是有办法的。但当时却采取了继续退让的政策,不了解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他是不敢分裂的,却以为蒋介石是要分裂,就向蒋介石说这是误会。蒋介石于是乘机立刻放了人,表示误会。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
  ……从此以后,蒋介石实际上成为国民党的右派。这个时候,他乘机把广东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均是右派组织——笔者注)解散了,并压迫我们的党员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以及黄埔军校退出。[1]
  如同上面所提到的“政治上的大让步”之说一样,周恩来的军事上的大让步这一说法,后来也成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罪证之一,亦被称为“第二次大让步”(第一次是“政治上的大让步”)。
  布勃诺夫:向蒋介石让步
  1926年l月l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一项重要决定,内容是:
  (1)认为由布勃诺夫(团长)、库比雅克和列普赛组成的使团需要紧急动身前往中国,使团成员包括加拉罕同志。
  (2)使团任务:①弄清中国的局势并报告政治局;②同加拉罕同志一起就地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这些措施不需要政治局批准;③整顿派往中国的军事工作人员的工作;④检查向中国正确选派工作人员的保证情况和如何指导他们的工作。[2]
  2月初,联共(布)中央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即率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习惯上称“布勃诺夫使团”)成员离开莫斯科来到中国。在哈尔滨了解了中东铁路的情况,在北京听取了加拉罕、鲍罗廷以及其他几位苏联驻华军事、政治顾问的汇报,在张家口和包头考察了冯玉祥国民军的情况后,使团成员于3月初抵达上海。
  会见中共中央领导人是布勃诺夫使团此次上海之行的重要任务。于是,陈独秀便有幸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第一个访华代表团举行会谈。在会谈中,陈独秀向布勃诺夫等人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军事情况后,并谈到自己对未来形势的看法。他指出:未来革命形势的发展并不乐观,反革命势力成功的希望大于国民革命运动。尤其是最近这半年,是革命力量最困难的时期。
  交谈中,布勃诺夫问陈独秀,为什么坚持把中共中央驻地设在上海,而不是别的地方。陈独秀说出两点理由:一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大多数集中在上海;二是上海有着很好的通信联络设备。
  3月10日[3],布勃诺夫使团一行抵达广州。此时,广州的政治形势正处于动荡之际。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的反共活动非常频繁,反蒋传单不断出现,“共产党要倒蒋”、“共产党与苏俄顾问要挟持蒋介石去俄国”等谣言四处流传。
  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发现蒋介石这一时期神色异常,并且与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来往密切,便将此情况告诉了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张太雷。当布勃诺夫等人参加中共广东区委会议时,张太雷在报告中特意指出: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的形势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看来右派准备采取行动了。然而,他的这些警告未能引起布勃诺夫应有的重视。
  就这样,在布勃诺夫的眼皮底下,蒋介石制造了一场针对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小型暴动”——中山舰事件。
  对于布勃诺夫来说,蒋介石的突然袭击完全是始料未及的。当包围东山苏联顾问住处的士兵撤退后,布勃诺夫立即令苏联驻广州顾问团负责政治工作的副团长拉兹贡去找蒋介石,询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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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发生的当天,傍晚6时许,拉兹贡见到了蒋介石。当他问蒋介石,为什么要派兵包围苏联顾问的住宅时,蒋介石神色沮丧地说:“我要请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我处分,我的心情很沉重,因为这里发生的挑衅事件我本人负有一定的责任。我对俄国人遭软禁表示歉意。我要下令对第五团团长的错误进行严格的调查。”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的广州《民国日报》报道:昨日决定开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选定广州番禺学宫作为讲习所所址,毛泽东为所长。正当毛泽东忙于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蒋介石却在三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下愤懑不已的话:“所受痛苦,至不能说,不忍说,是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以佛入地狱耶!”也就在三月十七日这一天,周恩来从汕头回到广州。机敏的周恩来马上发觉蒋介石神色不对,而且跟国民党右派人物接触频繁。因为他与蒋介石共事已久,颇知其底细。周恩来当即把蒋介石动向异常的消息告诉张太雷。那时,张太雷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并担任苏联顾问翻译。周恩来要张太雷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季山嘉听罢,并没有当成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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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证明:周恩来的观察力是那般敏锐,判断是那样准确,而他发出的“预警”讯号又是那么重要!翌日——三月十八日傍晚,广州文德楼,正在寓所的李之龙,忽地接到一封由专人送来的重要公函。  

  二十九岁的李之龙,湖北沔阳人,十五岁时便加入了国民党。十九岁入烟台海军军官学校。一九二一年底,二十四岁的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春,他奉命到广州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兼秘书。不久,他进入黄埔军校,成为一期学生。后来,他调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受周恩来直接领导。一九二五年十月,他担任海军局政治部少将主任——他原本在海军军官学校学习过。一九二六年二月,海军局局长、苏联人斯米洛夫回国,由李之龙担任海军局代理局长、参谋长兼中山舰舰长,授中将衔。  

  要函全文如下:  

  敬启者,顷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二艘开赴黄埔为祷。此致海军局大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启三月十八日函中提及的“校长”,便是蒋介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不久前改用此名。“教育长”,则指邓演达。来人乃海军局作战科科长邹毅所派。接到公函,李之龙照办,当即写了两份命令,一份给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一份给宝璧舰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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