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天皇制存续的诸因素,二战结束后

回答:

企图使天皇元首化的活动,在吉田内阁之后的鸠山一郎内阁、岸信介内阁时代依然十分活跃。他们以“自主宪法”为名,力主修改宪法。修改的重点自然是第1条和第9条。要将第1条的“象征”天皇变为元首,将第9条的“放弃战争”变为“自主防卫”,实现重新武装。当时,要实现这两条宪法的修改,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一点上层统治者也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他们采取了逐步变化的政策,即:首先把天皇作为日本国民精神支柱,以提高其权威;其次是使天皇拥有国君应有的恩敕权和条约批准权;第三,使天皇拥有宣战、讲和、公布非常事态宣言和紧急命令、停止国会活动等权力。(参见渡边治:《日本国宪法修改史》,日本评论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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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界和神道界积极推进年号法制化的过程中,日本国民对此持什么态度呢?根据当时的社会舆论调查,认为“年号法制化好”的占15.1%,认为“有年号好,但不要法制化,约占64.5%。这就是说79.6%的被调查的国民同意延用年号,但大多数人不主张法制化。就在政界、神道界一些人积极推动,以及多数国民并不反对的情况下,国会于1979年6月通过了年号法案,6月11日正式公布并施行。“元号的法制化成为抬高天皇权威的一次大飞跃”(〔日〕中村政则:《战后史与象征天皇》)。

(战后裕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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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嘛,天皇就是个宗教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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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后,美国派了麦克阿瑟去日本与天皇谈判,这个人的来头可不小,他是驻在日本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他的权利大到可以掌握日本士兵和天皇的生死。

2.战后以来,日本上层统治集团为加强天皇地位和权威,恢复旧天皇制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最早为维护和发挥天皇传统权威而卖力的是吉田茂。1948年10月,吉田茂第二次组阁后,明目张胆地要复活某些旧的传统制度。吉田茂在其《十年回忆》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出自肺腑的文字叙及他的天皇观:“在任何时代,没有父母、兄弟、长幼之序,先辈与后辈之顺,社会上下之礼仪,则社会秩序难保,国家安定难得。若据我国古来之历史观念、传统精神,皇室乃我民族之始祖、宗家。此不是理论,而是事实,是传统。尊崇皇室乃是人伦之义,社会秩序之基础。我国之民主主义也应以此种观念、精神为基础。”(〔日〕吉田茂:《回想十年》第4卷,新潮社,1957年版)

麦克阿瑟在裕仁天皇的谈判中,就向天皇提了这么一个问题:日本人不是都挺有骨气的吗?当你们战败时,很多士兵都选择切腹自尽,天皇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裕仁天皇说:“我也不希望战争的爆发,可是我一个人实在是无能为力啊。”面对裕仁天皇的回答,麦克阿瑟觉得天皇这是个多么无耻的人,把自己的罪责远远地撒开。愤怒的麦克阿瑟让裕仁天皇写了一篇文章,名叫《人间宣言》,让裕仁天皇承认了自己的地位,他只是个普通人,并不是什么神。

1.皇室接近国民的活动,自战败的第二年,即1946年2月便开始了。当时,刚刚宣布从“神”变成了人的天皇,为了博得国民的信赖以保持自己的皇位,并以此向盟军总司令部挑战,开始了地方巡视。过去,国民与天皇之间悬隔着一道厚重的屏障,人们只能从报刊上看到天皇身着军装、骑着白马的形象,而现在少皇竟穿着西装来到国民中间,在国民中造成的影响并不亚于宣布从“神”变成人的《人间宣言》,以至于使盟军总司令部的一些官员认为,天皇的这种到处巡察是维持天皇制的战略性行动。虽然,天皇的巡察活动,最终未能完整地维护旧有的天皇制,却博得了国民的敬仰和好感。这种巡视行动1948年由于政治的原因,暂时停止。从1949年开始重又恢复。据统计,自1946年至1954年8月止的8年间,裕仁天皇共有165天到地方巡视,行程3.3万公里,足迹到达除冲绳以外的全国各地(〔日〕中村政则《战后史与象征天皇》,岩波书店1992年版)。

第二种情况是美军撤离日本后的五六十年代。

事实上,使战后象征天皇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因素是多元的。统治机构的连续性,思想、心理、传统权威意识的连续性都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我认为尚有3种因素不可忽略:一是天皇和皇室自身努力树立“大众天皇制”的形象;二是统治集团从政治利益的需要出发,不断地加强和恢复天皇的地位与权威;三是国民中间仍潜藏着对天皇制的传统感情。

这一时期世界格局变幻,美苏争霸,日本被派上了用场,签署了日美安保条约,战犯释放重登权力舞台,右翼左右政局,战争阴影加重,日本民众出现了反对天皇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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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日在到处悬挂着弔旗、降下半旗的涩谷,约有150名20至30岁左右的年轻人组成的游行队伍一边行走,一边高呼口号:“反对强行制造肃穆气氛!”“不准逃脱战争责任、美化昭和!”据警视厅统计,当天在日本1都(东京都)、2府(大阪府、京都府)8县24个地方举行了反对天皇制的集会或游行。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沈才彬在《日本学刊》1989年第5期发表的《论日本天皇的本质特征》。

在日本士兵眼里天皇是至高无上的,觉得为天皇付出自己的生命也是很有价值的。在日本战败以后,很多人为了保护天皇的荣耀,选择切腹自杀。如果他们知道自己的天皇会这样回答这个问题,不知有何感想!

吉田茂正是基于这一思想,不惜违反宪法,以首相身份经常向天皇“内奏”,并自称“臣茂”。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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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太子妃的选择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负责明仁皇太子教育的原庆应义塾大学校长小泉信三和宫内厅长官宇佐美毅。他们所以选择“平民”女子为皇太子妃,是因为他们期望使闭锁的墨守成规的皇室变成开放的皇室,把天皇制置于更广泛的大众基础之上。着眼于天皇制的发展,他们在政界和皇室内进行了说服工作,并最终取得了成功。1959年4月10日举行皇太子结婚典礼,引起了广大国民的兴趣和注意。有的学者指出,这一婚姻抉择的意义不仅在于婚姻本身,更在于它标志着战后天皇制的转折,即由绝对主义天皇制真正转化为大众天皇制。这种结果,无疑对仍然残存的天皇神权思想、国粹思想是一次打击,皇太子也可能会受到一些人的冷视,但它却获得了新中间层及年轻一代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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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结束了被占领状态,恢复了主权。盟军总司令部撤消了,但美军根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继续驻扎日本。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政界出现了以吉田茂为首的采取从属于美国路线的主流派和以鸠山一郎、岸信介为首的主张摆脱美国控制、修改宪法、自主外交、自主防卫的反主流派。尽管两派政见对立,可是,在强化天皇权威,竭力推进天皇元首化问题上他们却是一致的。实现天皇元首化的基本条件是必须修改宪法。由于国民一直警惕对新宪法的修改,他们的修改宪法的企图未能得逞,天皇元首化也未能从法律上得到承认。

民众本身是反对安保条约、反对战争的,但日本右翼让天皇去安抚平息,不但没有起到效果,反而连天皇也一起问责了。

加藤周一

日本作为战败国,他们只能听从战胜国的条件,受战胜国的摆布。所以麦克阿瑟觉得日本人会因为他的到来而引起怨恨,也觉得日本人会采取一些手段对付他。但他去到日本后,发现与他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日本人对他的到来很是欢迎。经过打听才知道,日本想和美国套近关系。只要和美国打好关系,那么日本所受到的损失就可能就会大大减少。

1950年,美国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以后,美国和盟军总司令部放弃日本非武装化政策,要求日本重新武装。当时日本政界也有两种主张:一是以旧军部人士,如服部卓四郎等人为中心,竭力主张修改宪法第9条,加强天皇权力,建立“新国防军”,并以天皇为新国防军总帅(〔日〕秦郁彦:《日本再军备史录》,文艺春秋社1976年版)。二是以吉田茂等人为代表,主张建立从属于美军的预备队,但也不否认天皇与预备队互为不可分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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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以来的各次民意调查虽然百分比有出入,但大体上总是多数日本国民赞成维持战后天皇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赞成者日渐增加,尤其是1988年以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探究战后50余年来日本国民对象征天皇和天皇制的稳定不变的态度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如下数点:第一,虽然日本国民经历了旧天皇制给他们带来的沉重灾难,旧天皇制构筑的帝国随着战争失败而瓦解,但是由于长期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在国民内心的深层依然潜藏着对天皇和皇室的感情。这种潜意识的感情成为战后天皇制的精神支柱;第二,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人们生活状况的改善,广大中产阶层成为社会的主体。这种新的中产阶层与战前的以农村为主体的中间阶层截然不同,它已超越了城乡、贵贱、职业和文化的局限。为了维持得之不易的现实的生活环境和条件,广大中产阶层希望社会稳定,而在日本能够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则是天皇和天皇制。在广大中产阶层看来,维持现有象征天皇和天皇制,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第三,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的富裕,自70年代以来,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广大国民中出现了一股追溯祖国历史和文化的热潮。通过亲身的追溯、探究,对天皇和天皇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理解,在比以前更高的文化层次上认识了天皇和天皇制与日本2000余年来历史命运的关系,从而巩固了对战后象征天皇和天皇制的关心和支持;第四,战后,广大国民虽然仍然对昭和天皇裕仁怀有一种潜藏的崇仰的感情,但是他毕竟不是一个完美的形象,因为他曾把广大日本一国民拖入了长达15年的战争,不能不说这在国民崇仰的感情中投下了深深的暗影。然而1989年裕仁天皇的死亡,给战后象征天皇制带来了转机,新天皇明仁完全与战争无关,而且喜好学问,给人以一种亲近感,再加上轰轰烈烈的新天皇的继位典礼和皇太子德仁与外交官小和田雅子的结婚典礼,在中年、青年一代国民中产生了深刻影响。战后以来,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日本青年一代对天皇、皇室大多漠不关心,然而自1989年以后,青年一代大都对天皇抱有亲近感。青年一代对天皇和天皇制的好恶是预测战后天皇制发展趋势的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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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田美智子

此后的天皇就处于尴尬的境地,随着战后一代成长起来,他们父辈死于战场,他们越来越感觉到天皇对战败负有责任,1965年5月他到山阴地方旅行时,县市工作人员混在人群中高呼“万岁”,但普通市民却没有响应。

进入60年代以后,作为复辟旧天皇制的具体行动之一的靖国神社法问题,被推上了政界的议事日程。早在1956年3月,自民党就提出了《靖国神社法草案要纲》。由于新宪法明文规定政教分离,作为《靖国神社法》立案自然触及宪法的禁区,因此最终未能取得任何结果。60年代以后,自民党内经过将近10年的周折,终于在1969年3月拟成了靖国神社法草案,明文规定“靖国神社的目的乃是国民对战亡者及殉于国事的人们的英灵表示尊崇,举行缅怀抚慰其遗德、赞扬其事迹的仪式等,使其伟业永远流传”(〔日〕土方美雄:《靖国神社·国家神道能复活吗?》,社会评论社1985年版)。此案得到自民党总务会的通过,作为自民党提案提交国会。但由于错综复杂的政界矛盾,此提案未经国会审议便成了废案。此后直至70年代前半期,又多次提交国会,每次都未能正式审议而被废。这表明在自民党内或国会内普遍存在着对靖国神社法案的警惕与对抗。

(反对安保条约)

吉田茂

日本人二战后对天皇的态度和感情,是个复杂的问题,本身没有泾渭分明的事件来区分,也没有准确的数字可以立断彼此,任何统而概之的说法都是不客观的。

裕仁天皇

问题:二战结束后,日本人对于天皇的情感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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